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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分析
2015/11/18 8:33:54 來源:中國產業發展研究網 【字體:大 中 小】【收藏本頁】【打印】【關閉】
核心提示: 中國指數研究院近日發布《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人口增長促房地產市場需求結構性變化》,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中國指數研究院近日發布《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人口增長促房地產市場需求結構性變化》,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此次調整是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單獨二孩”政策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近年來我國出生率持續下滑,人口總量增速放緩,尤其是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增速持續下降。與此同時,總撫養比持續走高,老年撫養比達到13.7%的歷史較高水平,人口紅利漸趨弱化,老齡化加速背景下,人口政策調整對未來人口總量及結構均帶來較大影響,且作為影響房地產市場的關鍵因素,“全面二孩”放開帶來的人口總量及結構的調整將進一步推動房地產市場需求變化。
1、放開二孩政策對人口變化影響:人口規模擴大,城鎮新增人口增加,同步增加勞動供給,延長人口紅利期
近年來人口出生率逐漸下降,人口總量增速放緩。統計局數據顯示,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效果的顯現以及“80后”生育高峰期的結束,1990年以來我國出生率持續下降,2010年達到了11.9‰的較低水平,2011年至今保持在12‰左右。持續下滑的出生率帶來的顯著結果是人口總量增速的放緩。1998年以來,新出生人口降至2000萬以下,年末總人口增速降至1個百分點以下并呈現持續下行趨勢,至2014年增速降至0.5%左右。“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推動2014年出生人口較2013年增加48萬人,但與此前相比,年均新生人口規模仍處于較低水平。
勞動人口總量增速放緩,撫養比持續走高,人口紅利漸趨弱化及老齡化加速背景下,人口政策調整勢在必行。近年來15-64歲年齡段人口總量增速同樣呈現放緩趨勢,占總人口比重持續下滑。2014年統計局數據顯示,這部分人群總量約10萬億人,較2013年減少113萬人。與此同時,總撫養比持續走高,尤其是老年撫養比提升較快,2014年65歲以上老年撫養比達到13.7%的較高水平。勞動人口比重下降及撫養比的上升導致人口紅利漸趨弱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單獨二孩”政策,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放開全面二孩政策,堆積的生育意愿釋放將帶來短暫生育高峰。長期來看,會對未來我國人口規模增速放緩甚至下降、新增勞動人口逐年減少、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等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同時不同群體生育意愿的差異所來帶的人口分布結構將進一步分化。
1.1、人口總量變化:緩解人口增速放緩壓力,推后人口規模高峰期
“全面二孩”放開后,總人口數量增加,將延緩人口規模增速放緩步伐,人口總量高峰期推后。根據六普數據,2010年全國一代二人戶和二代三人戶共計約17726萬戶,一代二人戶中大多數為夫妻,二代三人戶大部分以“夫妻+孩子”為主。我們假定在政策范圍內有再生育意愿的育齡婦女年齡段集中在15-49歲。根據估算,全國一代二人戶及二代三人戶中,15-49歲年齡段夫妻家庭戶數占到60%左右(2010年15-49歲以上已婚女性人數占15歲以上已婚女性人數比值約60%),約10636萬戶。扣除單獨及雙獨夫妻家庭約5200萬對(根據衛計委測算數據),還有約5400萬戶。考慮到40%的再生育意愿,則全國約有2000多萬戶符合全面二孩條件家庭有再生育打算。再加上近四年新增一代二人戶及二代三人戶,我們預計這一數據還將有1000-2000萬人口的增加。
從城鎮家庭考慮,我國城鎮一代二人戶和二代三人戶共計約10418萬戶,根據估算,城鎮50歲以上夫妻家庭戶數占35%(根據六普數據,2010年城鎮50歲以上已婚女性人數占15歲以上已婚女性人數比值約35%),假定城鎮一代二人戶及二代三人戶中,15-49歲年齡段夫妻家庭戶數占到65%左右,約6772萬戶,扣除3900萬戶單獨及雙獨夫妻家庭(假設城鎮占全國比重約75%),還有大概2800萬戶。同時考慮到40%再生育意愿,則城鎮約有1000多萬戶非單獨家庭有再生育打算。
衛計委測算數據也顯示,在目前約1.4億已育一孩的已婚育齡婦女中,按現行生育政策可生育二孩的約5000多萬人,占37%;實施全面兩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標人群約9000多萬,占63%。
受堆積效應影響,短期內人口集中釋放,近五年(2016-2020年)是人口增長高峰期,我們預計短期內“全面二孩”放開帶來的2000-3000萬的新增人口。隨著累計生育效應的釋放,2020年后,每年新增人口將呈現逐漸減少趨勢,且隨著“90后”、“00后”進入高生育率年齡段,這部分人群多數為獨生子女,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條件人群規模逐漸減少。而“十三五”時期新生人口到2035年后將逐漸進入生育年齡,推動人口總量的增加。根據聯合國最新預測人口數據,我國人口總量將在2025-2030年達到高峰,“全面二孩”放開后,增加的人口將延緩人口高峰期5年左右。我國人口總量在2020年將達到14.2億人,2030-2035年達到峰值14.5億人,之后開始緩慢下降,至2050年降至14億以下水平。衛計委測算數據也顯示,全面二孩放開后,全國人口總量將在2020年達到14.3億,2029年達到峰值14.5億人,峰值以后緩慢下降,到2050年將為13.8億。
1.2、人口結構變化:短期少兒撫養比壓力加大,但長期增加勞動力供給
短期來看,二孩政策帶來的生育小高峰使得少兒撫養比較政策調整前明顯提高。根據聯合國預測分年齡段人口數據,0-14歲年齡段人口總量在2020年將達到高峰,之后開始回落。2020年后,隨著“80后”逐漸進入40歲以上低生育力年齡段,僅依靠生育意愿更低的“90后”以及“00后”,每年新生人口將呈現下滑態勢。“全面二孩”放開后,累計的生育意愿帶來短暫生育小高峰,少兒撫養比較政策調整前將有大幅提高,但隨著累計效應的釋放,出生人數仍將呈現萎縮趨勢。
長期來看,大量新生人口減緩未來勞動力供給壓力。2014年,我國15-64歲人口總量約10.04億人,較2013年減少113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為73.45%,較2013年下降0.47個百分點。根據聯合國預測數據來看,15-64歲年齡段勞動人口無論是總量還是占比均呈現持續下滑態勢,2020年總量將減少至十億以下。“全面二孩”放開帶來的新生人口在2035年后將進入勞動人口年齡階段,對勞動力長期萎縮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1.3、人口分布變化:高住房及撫養成本壓力下,城鄉及地區差異顯著
城鄉差異:城鎮政策受益群體規模大于農村,“全面二孩”放開對城鎮人口增長影響較大。根據六普數據,城鎮平均育齡婦女人數有1907萬人,農村有1665萬人。從育齡婦女分孩次生育狀況來看,第一孩生育率農村高于城鎮1.7‰,兩者差別不大。而從第二孩出生人口及生育率來看,城鎮出生人口16萬人,生育率僅8.4‰,農村29萬人,生育率達到17.4‰,城鎮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不及農村的六成,生育率低于農村9.0‰。且從總量來看,根據之前估計數據,城鎮符合二孩政策條件的家庭規模占據較大比例,雖然城鎮再生育意愿相較農村要低,但隨著新型城鎮化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進,未來隨著“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新增二孩出生人口中,城鎮新增規模將明顯大于農村。衛計委預測數據也顯示,新增二孩主要集中在城鎮,占全部新增二孩出生數的76%(其中超過20%是流動人口)。
地域差異:從不同區域來看,東部地區受政策影響較大。從不同城市來看,受高住房及撫養成本壓力,一線及部分二線城市育齡婦女再生育意愿不及三四線城市。六普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天津15-64歲婦女平均活產子女數均在1個以下,貴州、廣西等中西部省份活產子女數較高,其中貴州達到1.86。從各地區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占地區總人數比重來看,北京占比最高,貴州占比最低。可見北京、上海等一線及天津等部分二線城市生育意愿相對較低,但這些城市育齡婦女中大多數僅有一個孩子,在政策受益范圍內。而中西部地區育齡婦女人數比重偏低而活產子女數較高,這些地區生育意愿相對較高,但育有二孩及以上的婦女人數占據較大比例,政策受益群體規模占比相對較低。
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不同區域受政策影響程度除生育意愿這一因素外,符合政策條件育齡婦女人口規模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東部地區因政策受益群體規模占當地育齡婦女人口總規模比重較高,受政策影響程度較大,未來人口增長將快于中西部地區。從同一區域來看,不同城市因育齡婦女中再生育意愿不同,未來人口變化也將呈現明顯差異,一線及部分二線城市再生育意愿將不及三四線城市,在住房成本及撫養成本相對較低的城市,生育意愿較高,未來人口將呈現較快增長。
1.4、人口群體生育意愿變化:不同職業群體生育意愿將呈現明顯差異
經濟及時間成本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生育二胎所帶來的壓力不僅包括經濟壓力,還體現在機會成本、時間成本等方面的壓力。因此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壓力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同等條件下,經濟壓力越小,生育意愿越高;工作壓力越小、時間越充裕,生育意愿越高。六普數據顯示,不同職業15-64歲婦女中,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多為農村人口,在撫養成本方面相對較低,且時間較為充裕,有2個及以上子女的婦女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較高。在活產1個子女的婦女人數占比相差不大的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群體、專業技術人員群體、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群體三類群體中,國家機關這一群體生二胎及以上的婦女人數占比要高于辦事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當前因一部分群體因再撫養一個孩子的經濟成本較高“生不起”,或者工作壓力較大“不敢生”,導致不同職位群體生育意愿產生較大差異。不考慮農業等以農村人口為主的職位,城鎮中像類似國企、事業單位這種職位群體中,部分育齡婦女因再撫養一個孩子的經濟成本及時間成本相對較低,再生育意愿相對高于其他職位群體,未來這部分人群再生育可能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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