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經濟面臨著疫情沖擊、結構性問題和周期性問題三重壓力。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活力和韌性所在，也是推動經濟恢復和“六保”的重要力量和關鍵一環。后疫情時代營商環境的優化和改革，特別是優化民企營商環境，對于激發民營企業、小微企業的活力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后疫情時代，營商環境的優化和改革，需要注意哪些重點問題？針對疫情前，疫情中營商環境暴露出的問題，又該做哪些調整呢？

　　第一需要找準抓手。

　　營商環境承載的平臺和載體是什么？這是最先需要回答的問題。

　　近期，浙江、河南都提出了要重構、升級現有的產業園區體系。浙江省委書記車俊提出要推動全省開發區（園區）系統性重構、創新性變革；河南產業集聚區轉型升級、提質增效上升到了書記、省長同時站臺的“一號工程”行列。而這些動作中，優化營商環境成為了重要組成部分。

　　兩個省份，相似的大動作，同時聚焦優化營商環境，其實正是后疫情時代優化營商環境的縮影：要以開發區、產業園等園區為載體和平臺，集中、集約、高效地優化營商環境。

　　浙江和河南的方案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強調區中園建設。這也正是營商環境優化和改革的重要方式，通過園區模式的創新和改革，更好地帶動、承載營商環境的優化。可以說，沒有園區模式的創新、改革，優化營商環境就成了“空中樓閣”，無法落地。

　　這里以河南省淮濱縣為例進行說明。近年來，為了進一步提升產業集聚區發展水平，增強產業、載體和要素的支撐能力，淮濱縣積極探索、實踐以“整體開發、集群引進、區中園建設”為核心的產業集聚區建設、運營新模式，加快建設和培育了一批特色鮮明、競爭力強的區中園，極大地促進了產業布局優化、要素供給集聚、產業升級加速，成為了產業集聚區提質增效、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

　　截至目前，淮濱縣規劃建設了30個“區中園”，涵蓋高端產業園、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園、專業孵化園、返鄉創業園、中小微企業園等多種類型，通過統一規劃、整體開發，培育一個龍頭，聚集一批企業，形成產業鏈條，企業之間互相配套，抱團發力，促成了產業集群發展，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集聚優勢和輻射效應正在顯現。

　　“區中園”是如何有效助力營商環境優化的呢？作為該縣“區中園”的代表，嘉興紡織產業園最大的特點是嘉興特色。該項目全部承接嘉興地區的紡織企業，在規劃上融入了嘉興元素，在建設上體現了嘉興特色，在文化、氛圍上營造了歸屬感。

　　為承接蘇州籍、嘉興籍企業集中入駐，根據當地建筑風格和文化特色，淮濱規劃建設了嘉興產業園、蘇州產業園，讓“客鄉”如“家鄉”，給了客商賓至如歸的極佳工作生活環境；在園內商務休閑區復刻、還原了微型“南湖”，并仿造了紅船，引進嘉興企業的同時，也引進嘉興南湖紅船紅色文化，既讓客商有歸屬感，又用紅色文化激勵淮濱發展。

　　淮濱經驗充分說明“區中園”模式有利于節約和集約，有利于功能集合構建，有利于項目集中布局，有利于集群引進，有利于企業抱團發展，有利于產業配套生產，有利于營商環境優化和改革的落地、實施。

　　在談論營商環境的優化和改革時，不能僅僅“頭痛醫頭”，還需要找準背后園區模式創新這個關鍵支撐。

　　第二，需要形成一整套優化營商環境機制、政策、辦法、措施。

　　談論優化營商環境之前，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好的營商環境，怎樣評價和衡量營商環境優化的功效？

　　筆者認為，關鍵要看服務了多少企業，解決了多少發展難題，對產業轉型升級等重大環節有多大的撬動作用等，關鍵要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和效果導向，找準服務的切入口和著力點。

　　這就需要各地，一方面從體制機制改革方面下猛藥、使重力，從成績考核機制、工作考評機制、干部選拔機制、激勵懲罰等方面，用制度去倒逼各級干部觀念轉變、作風轉換、動力轉換；另一方面，加大市場機制、發展機制、資源機制改革創新，激發市場活力、規范競爭機制、營造創新環境。

　　體制機制改革方面其實有很多解決辦法，包括全面開展營商環境評價，建立營商環境投訴舉報和常態化監測服務機制、建立規范化機制化政企溝通渠道等。

　　比如，今年的兩會上有兩條重要建議，一是建立地方政府信用制度，將政府拖欠企業賬款、單方面不履行合同等行為列入地方政府的信用指標，作為地方政府一把手的重要考核指標；二是加強對企業投訴問題核實督辦的力度，對企業通過各種渠道投訴舉報的案件，“督促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建立限期解決和反饋制度，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

　　比如，經常性開展營商環境觀摩會，通過互學互比互看活動，激勵先進、批評問責后進。各區縣、開發區、產業集聚區、市級部門“一把手”要親力親為抓營商環境，分管領導要具體抓、抓具體，推動各項工作落地生根。

　　這方面，筆者推薦各地可以學習借鑒青島的創新工作。近兩年，青島正在全方位、大批量、持續地選派干部到深圳體悟實訓，計劃每年派3批、每批150人，所有人都忘掉職務，成為職員，在深圳體悟實訓100天。

　　這些干部全部被安排到深圳的大型企業、投資機構和中介組織，換位思考，還要換位體悟，身臨其境去感受，既了解企業是如何運作的，也站在企業的角度體悟什么樣的政府服務才能讓企業家感到舒服，用企業的眼光去審視什么是干部的市場化、法治化、專業化、開放型的素質和能力。

　　而從市場機制來看，一方面，政府需要更多地從管理職能向建設服務平臺、引進服務機構、提升服務水平轉變，包括引入營商環境第三方評價機制等；另一方面，加大生產資源對市場的開放程度，讓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公平競爭，加快人才、資本等要素的市場自由流動，千方百計地掃除市場自由競爭的制度障礙，最大化激活市場活力。

　　第三，優化營商環境，要有大產業思維。

　　優化營商環境時，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一些干部缺乏產業思維，特別是對新業態、新產業認知不夠，缺乏有效發展措施。

　　這就需要，首先加強學習新業態，放長眼光、遵循規律，給予企業更大制度空間和政策支持，不僅“扶上馬”，更要“送一程”，絕不能“一棍子打死”。其次，要優化產業鏈思維和方法，產業配套要更完備更貼心，產業集群發展才會有生命力和競爭力。再次，要站在企業角度去制定政策，提供全周期、可持續、接地氣的服務，破解企業發展瓶頸，發自內心地呵護、陪伴企業的整個成長過程。

　　以河南省長強調的要增強“店小二”意識為例，地方在服務企業時，除了“店小二”式的勤勞之外，更重要的是專業、質量，需要更加清晰明確地聚焦企業發展各階段的需求，針對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痛點、難點，提供針對性服務，助力產業生態體系升級，從企業落戶、用地供應、人才引進、研發技改、質量品牌、市場開拓等方面著手，助推企業不斷發展壯大。而這是各地營商環境優化的一道大考題。

　　第四，優化營商環境，要建立與民企的溝通渠道。

　　各地優化營商環境時不能“閉門造車”，而是需要建立涉企政策制定制度，在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充分考慮行業及企業實際，建立與民企常態化的溝通渠道和機制。

　　河南省信陽市、江蘇省蘇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山東省青島市四地在優化營商環境、建立政企溝通渠道機制方面的經驗，值得各地學習、借鑒。

　　為進一步暢通黨委政府與企業的溝通渠道，搭建高層次、常態化政企對話平臺，全方位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和良好營商環境，信陽市委市政府建立了書記市長企業家懇談日制度。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信陽市委書記喬新江，信陽市長尚朝陽等信陽市委市政府領導，與信陽市紡織服裝、鋼鐵制造、電子信息、智慧能源和現代家居等不同行業領域代表性企業家組織召開懇談會。企業家談感受、談認識，講問題、提建議，參會的領導和相關部門負責同志直面問題，積極回應，懇談日制度設立的初衷得到了很好的彰顯。

　　江蘇省蘇州市提出，建立民營企業家月度沙龍制度，讓企業家的聲音市委、市政府“聽得到”；建立民營企業家微信群聯系制度，讓企業家的意見市委、市政府“看得到”；建立民營企業信息直報制度，讓企業家的訴求市委、市政府“辦得到”。

　　安徽省合肥市提出，從今年起，要完善市領導聯系重點企業制度，并考慮參照“林長制”“河長制”做法， 探索實施“鏈長制”“群長制”，由市級領導擔任重點產業鏈的“鏈長”、產業集群的“群主”，實現縱向橫向、線上線下協調聯動的服務市場主體機制，使合肥始終成為“商家必爭之地”。

　　山東省青島市提出，對重點發展的行業，鼓勵引導成立行業協會、商會，邀請他們的主要負責人列席黨委政府有關經濟工作會議，給予等同部門主要負責人發言權，給他們專門設置發文“戶頭”，讓他們及時看到有關政策文件，構建政企之間真正開闊暢通的“綠色通道”。

　　第五，優化營商環境，還需要抓好落實。

　　在優化營商環境時一個普遍的問題是，各類政策出臺了不少，但落實慢、落不到位，甚至不落實的情況十分突出。

　　這就需要各地在政策落實上來一場革命，一方面要加強督查督導，抓一些慢作為、不作為的典型，另一方面，今后對于出臺的重要政策，要同步配套出臺落實情況的考核辦法，使其成為抓落實的一項機制性安排，建立從政策制定到具體落實再到評價考核的閉環體系。

　　除了以上五點，還有幾點小建議，包括每年評選出民營企業500強、評選中小微企業各50強等。同時， 在各領域都要評選一批標桿企業和優秀企業家。這些活動要讓企業家有地位、有榮譽，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熱情。另外，還要真正持續降低企業用電、用水、物流成本，著力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從要素保障上通過更落地、更務實的方式，幫助企業破難解困。（文/中國產業集聚研究專家、老楊會客廳創始人 楊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