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準確分析把握當前經濟社會和對外貿易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充分發揮海關屬地化核查對進出口企業全覆蓋的優勢，借助問卷星平臺制作并發放了“進出口企業調查問卷”，對有關企業生產經營情況開展了“云調研”。

　　調研共采集有效數據樣本3993份，參與企業以生產型為主，涵蓋了國有、三資、民營、中小微等不同性質與規模的企業；地理位置分布上，東部沿海地區多于內陸地區。調查問卷主要統計了上述企業本年度截至3月初的生產經營和困難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受疫情影響，相關企業或因全球總體需求減弱而致對外貿易下行壓力增大。

　　“云調研”總體情況

　　企業總體復工情況良好，中小微企業復工比例較低，沿海省份復工比例高于內陸省份。參與調研的企業復工比例達到94%，其中，國有企業、三資企業、民營企業復工比例均超過九成，但小微企業復工比例較低，為77%；沿海地區省份復工比例為97%，高于內陸省份的90%。員工數超過1000的企業復工比例達到98%，其中超過六成的企業產能恢復高于80%，企業生產趨于穩定。

　　進口相對于出口下降趨勢更和緩。排除節假日因素，參與調研的企業本年度進口額下降雖超半數，但降幅不大，且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進口額與去年同期持平，說明我國對外貿易及經濟發展仍有韌性，內需仍有潛力可以挖掘；本年度出口額同比下降的企業達71%，同比降幅超30%的企業達27%，說明外圍不確定性增大，經濟下行壓力加劇，我國經濟發展或由“出口導向”轉向“內需拉動”。

　　在疫情嚴重的國家地區中，企業與日本往來最多。參與調研的企業與日本有貿易往來的占46%；韓國次之，占36%；德國占26%，排名第3；意大利、法國也較多，分別占19%和18%。調研結果顯示，與日本有貿易往來的企業，從生產類型看，以生產型為主；從區域分布看，長三角地區以及遼寧、福建等省份對日貿易占比大，均超過50%，分別為51%、71%、67%。

　　訂單合同、用工、國際物流方面困難訴求最多。有訂單合同困難的企業占50%，有用工困難的占49%，有原材料供應困難的企業占49%，有國際物流困難的占36%，有現金流困難的占30%，有國際貿易壁壘困難的占15%。

　　我國外貿企業面臨的挑戰

　　訂單銳減。調研中，企業反映，由于全球消費需求停滯、國外上下游客戶受疫情影響減產或銷售收入無法實現、客戶仍在觀望尚未簽訂本年度訂單、客戶對銷售額下降的預期等，均會直接導致訂單減少。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33%的企業預計新訂單會減少；二是25%的企業反映，出現了長單減少或短單取消的情況；三是21%的企業反映，現有訂單履約困難。

　　原料短缺。調研中，49%的企業反映存在原材料供應短缺情況。其中，27%的企業反映，疫情全球大流行導致國外原材料供應短缺，以日本、韓國進口的電子元器件(集成電路、三極管、電容、內存條、觸控屏等)，化工原材料(聚丙烯樹脂、涂層樹脂、銅箔等)居多；47%的企業反映國內原材料短缺，涉及商品較為廣泛，其中包裝材料、紙張短缺最多。

　　成本攀升。國際物流成本上升是調研中企業反映最為突出的問題。調研結果顯示，物流方面存在三個問題：一是34%的企業反映國際物流成本上升壓力加大。海運、陸運、空運費用均上漲幅度較大，尤其是空運，大部分航線運費上漲達幾倍，比如東南亞航線價格為原來的2—3倍。二是21%的企業反映，由于疫情影響國際物流企業勞動力短缺、航班急劇減少，運力下降嚴重。陸運主要以反映中越口岸運力下降的居多，海運方面，船只到港時間有所延長。三是16%的企業反映港口航運效率下降、時間延長，部分港口滯港、理貨時間長，部分航線因爆倉而導致延誤。

　　壁壘抬高。調研顯示，遇到北美地區貿易壁壘的企業最多，占比27%，主要反映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因素影響；其次是亞洲國家的貿易壁壘，占比20%，多集中于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東南亞國家的農產品配額等；反映歐洲貿易壁壘問題的，占比15%，主要來源于歐盟各個國家疫情期間升級防控措施。

　　關于穩外貿的對策建議

　　疫情期間以及復工復產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穩外貿工作不容樂觀。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六穩”的基礎上，提出了“六保”。為幫助外貿企業有序復工達產、復商復市，紓解經營壓力，助力其參與國際競爭，盡早化危為機，克服全球疫情形勢的不利影響，政府需要綜合施策，不斷完善和創新監管制度，提升服務能力與水平，轉變職能實現方式，重點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做好全球信息發布，實現精準預警

　　一是供應鏈信息預警要及時可靠。如前文所述，目前國際航線運力下降，企業不得不臨時選擇中轉航線或暫停物流運輸。在此期間，國際物流信息將一直處于不確定狀態，各國口岸和內陸的防控措施將進一步提高物流時間和成本，企業將面臨物流成本上升和交貨遲滯的風險。如能及時了解國際物流航線航次、價格、口岸通關情況等相關信息，將有利于企業合理安排生產經營，控制成本風險，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二是產業鏈信息預警要全面到位。隨著產業鏈不斷細分，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多點阻滯情況的影響，一些外貿生產型企業在深度參與全球分工的同時也處于產業鏈脆弱的境遇，一些關鍵細分環節供應商數量少、可替代性差。掌握關鍵地區關鍵工廠的生產情況，預判供應鏈安全與否，對企業生產經營致關重要。

　　建議由國家主管部門牽頭、多部門協同，建立供應鏈和產業鏈信息預警平臺，整合國際物流、全球口岸、國際市場供給等方面數據和信息，向企業和其他政府部門提供預警服務。

　　(二)做好提振內需工作，積蓄出口實力

　　一是激發“世界市場”內生動力。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以往提到“出口轉內銷”，表述多為“促進內銷便利化”“簡化內銷手續”等。我國作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因疫情暫時失去訂單的外貿企業，要支持鼓勵其參與經濟內循環，保持一定的生產制造能力，并指導有關生產企業實現向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轉型。

　　二是發揮“世界工廠”集群優勢。針對加工貿易企業或將面對的訂單斷崖式下降的風險，要出臺有利于加工貿易發展的制度舉措，一方面，最大限度發揮保稅制度優勢，進一步做好保稅制度下的國內產業鏈與供應鏈順暢對接，確保保稅貨物國內鏈條各環節高效、便捷流轉，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另一方面，要鼓勵加工貿易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改進生產工藝、拓展營銷渠道、提高產品附加值。

　　三是培育“世界辦公室”營商環境。服務貿易是開放型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培育新的外貿增長點增長極的關鍵所在。要依托“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優勢，夯實服務貿易發展基礎，近期可支持與貨物貿易相關的生產性服務發展，比如推動環境風險低的全球維修與再制造項目在保稅制度支撐下運作，形成對外貿易發展新動能，穩步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再如，可考慮將線下加博會調整為線上平臺并使之常態化，助力“出口轉內銷”通過各類線上平臺實現銷售等。

　　四是繼續擴大“一帶一路”朋友圈。大力發展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的貿易關系，幫助外貿企業建立“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貿易網絡。疫情期間，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卻穩步增長，我國已成為“一帶一路”沿線25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可以此為契機引導外貿企業大力拓展相關貿易網絡，發掘新的比較優勢，不斷豐富優化外貿結構。

　　建議關注重點領域出口企業的生產制造情況，保持或加強我國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已有優勢地位和供應鏈穩定，出臺政策鼓勵引導企業拓展國內外新市場。

　　(三)打好政策組合拳，為中小微企業紓困

　　疫情期間，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受到的沖擊也更為明顯，資金鏈、供應鏈、市場銷售，受影響相對最重。中小微企業穩定直接關系到就業和經濟穩定。一是建立政府與中小微企業無障礙溝通渠道，確保企業暢通傳達困難和訴求。比如，部分小型貿易公司，雖然人少規模小，但卻是某地區某行業生產原料或生活用品的唯一貿易商，其遇到的困難和運轉不暢將傳導到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影響更多人的就業和生產。二是要運用好銀行信用和金融政策對中小微企業“精準滴灌”，盤活流動性，幫助其持續經營運轉。三是幫助中小微外貿企業對接龍頭企業，開拓國內市場，爭取借龍頭企業平臺資源，作為配套企業，尋求更多國內訂單或借船出海達成新訂單。四是出臺政策引導中小微外貿企業大力發展互聯網+經濟，加大線上電商推廣力度，利用企業船小好調頭的優勢，深入細分外貿市場，研發新的熱銷產品，爭取新訂單度過“寒冬”。

　　建議行業主管部門發揮優勢，牽線中小微企業與龍頭企業，做好產業鏈“補鏈”“粘鏈”工作，確保制造業和服務業生態鏈向好發展；金融部門持續精準向中小微企業提供流動性，電商相關行業協會組織外貿企業打破路徑依賴，加大線上推廣力度，為企業打造物流、通關、貿易、金融等供應鏈設施和商業線上服務綜合體。

　　(四)做好因地、因企施策，實現精準幫扶

　　外貿企業類型眾多，受疫情影響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不同，產生原因也極為多樣，對養殖和食品加工類外貿企業而言，主要面臨貿易壁壘抬高問題。疫情發生后，多國已禁止從中國直接進口動物產品及原料，貿易壁壘抬高已造成一些出口農產品訂單取消、延遲或轉移，而且未來或將面臨更高的國際市場準入門檻。針對此問題，海關總署等政府部門已加大對外交涉力度，積極幫助企業協調國外相關部門，推動有關國家取消或調整(降低)限制性措施的準入門檻，財政部等政府部門正在加緊研究出臺給予相關企業補貼等措施；對加工貿易企業而言，其主要面臨交貨延遲、未來訂單減少或取消等問題。為此，需將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貿易類型的企業的訴求匯總、梳理、分類，政府各部門在分類綜合施策的支持幫扶機制下，實施“一企一策”，進而實現靶向式的監管與服務。

　　建議發揮海關屬地化核查對外貿企業全覆蓋的優勢，暢通信息渠道，掌握第一手的企業生產和訴求情況，利于精準施策，分類幫扶。

　　(五)做好執法數字化、智能化以及聯合執法工作，提升綜合治理效能

　　一方面，復工復產后，外貿企業不僅提升防疫消殺管理水平，大幅加快了云辦公和智能化生產管理的進度，人力資源的運用也更為靈活。外貿企業對政府服務的全面網絡化、監管的遠程化智能化訴求也更加強烈。疫情期間海關總署創新核查模式，開展“互聯網+核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核查以及“云驗核”“云盤點”等網上核查作業，共涉及624起，創新舉措受到企業歡迎。

　　在收回的調查問卷中，不少企業呼吁“網上核查”創新模式延續實施期限，形成常態化的監管制度。另一方面，在政府執法數字化、智能化方面，近年已經有了很大提升，但需要在如利用5G、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在法律文書送達、電子簽章、遠程監管等方面做進一步突破，進而推動實現政府執法與外貿企業經營數字化、智能化同步，促進企業進出口更加高效、便捷，最大限度降低制度交易成本，釋放改革紅利。

　　建議加快推進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執法全過程的應用，推進部門聯合執法，用政府治理的科技創新引領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楊旭：海關總署企管司；王罡：大連海關）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