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向何處去？

　　近日，《求是》雜志刊發高層重磅文章《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

　　在“完善城市化戰略”一章中，文章指出：東部等人口密集地區，要優化城市群內部空間結構，合理控制大城市規模，不能盲目“攤大餅”。要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

　　中西部有條件的省區，要有意識地培育多個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獨大”的弊端。

　　我國現有1881個縣市，農民到縣城買房子、向縣城集聚的現象很普遍，要選擇一批條件好的縣城重點發展，加強政策引導，使之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點。

　　東部城市不能盲目“攤大餅”，中西部省區要避免“一市獨大”，選擇一批條件好的縣城重點發展……

　　這一定位可謂高屋建瓴，為我國不同層級的城市發展指明方向。

　　01

　　東部城市不能盲目“攤大餅”，而要走多中心的城市群模式。

　　以中心城市促進城市群發展，業已成為新一輪城鎮化的主導方向。正如文章所說，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是客觀經濟規律，大城市的擴張在所難免。

　　然而，大城市的擴張，究竟是無限“攤大餅”、到處大拆大建、瘋狂建新城，還是以都市圈、城市群打造多中心模式，答案顯而易見。

　　應該說，對于一些首位度不高的省會城市，強省會應該還有推進空間。省會如果不能充分發揮引領作用，省域經濟的競爭力也會受到影響，在重大國家戰略的競爭中也會存在短板。

　　對于一線城市和強二線城市來說，攤大餅式發展可能會受到限制，單中心的發展模式同樣不合時宜，許多城市將資源堆在中心城區，從而抬高房價的做法必然要受到限制。

　　相比而言，有產城融合效應的郊區新城、都市圈和城市群輻射范圍內的次中心城市，可能會成為新的重點發展方向，這樣不僅能疏解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還能降低疫情等重大事件造成的風險。

　　所以，一線城市尋求直轄、二線城市無限擴張的沖動，可能短期都會受到影響。

　　02

　　中西部地區避免“一市獨大”，這是對強省會模式的糾偏，一批“副中心城市”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避免“一市獨大”，這是針對中西部地區而言。

　　原因很簡單，東部省份基本不存在強省會，省內經濟強市林立，而多數中西部省份，省會可謂一家獨大，首位度（省會GDP/全省GDP）超過30%的比比皆是。

　　在省會之外，往往找不到一個稍有影響力和知名度的副中心城市。

　　不過，避免“一市獨大”是有前提的——有條件的省區。

　　事實上，諸如寧夏、青海、西藏等地區，本身經濟體量就不大，全省GDP還比不上東部一個地級市，加上地理環境受限，即便省會（首府）GDP占比超過50%，也有其合理性。

　　這些省區想要培養出副中心城市也不容易，集中發展省會反而是務實選擇。

　　相比而言，有條件的省區——湖北、河南、湖南、四川、陜西、安徽、廣西等地，在省會（首府）之外，有必要培養出一批副中心城市。

　　根據各地規劃或約定俗稱的說法，湖北的副中心城市是襄陽、宜昌，湖南的副中心城市是衡陽、岳陽，河南的副中心城市當屬洛陽，四川的副中心城市大概是綿陽，陜西的副中心城市應該是寶雞或榆林，廣西的副中心城市則是柳州或北海。

　　從經濟體量來看，即便作為省域副中心，這些中西部省份的次大城市與省會之間均存在明顯差距。

　　在中西部主要省份中，差距最大的當屬成都與綿陽，2019年，成都GDP為17012.65億元，綿陽僅為2856.2億元，成都GDP總量是綿陽的近6倍。

　　其他省市懸殊同樣嚴重：武漢/襄陽、長沙/岳陽都在3倍以上，西安/榆林、合肥/蕪湖、昆明/曲靖在2倍以上，只有廣西南寧與柳州1.4倍。

　　這種差距的存在，既有政策因素，也有市場因素。

　　所以，如何在“強省會”和“多中心”之間取得平衡，無疑是一大考驗。

　　03

　　選擇一批條件好的縣城重點發展，作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點。

　　說起條件好的縣城，很多人會想到“百強縣”。

　　的確，作為縣域經濟的佼佼者，百強縣不僅是新一輪城鎮化的重要著眼點之一，還承擔了擴大內需的重任。

　　根據賽迪發布的《2020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研究》，2019年，百強縣以占全部縣域不到3%的土地，11%的人口，創造了縣域約1/4的GDP。百強縣中突破千億元GDP級別的縣域達到33個，較上年增加3個。（參閱《中國百強鎮、百強縣、百強區：這些地方強勢霸榜！》）

　　在省份分布中，百強縣集中于東部地區。江蘇、浙江和山東三省的百強縣數量共占據近六成，分別為25席、18席和15席，三省合計占比近6成。

　　未來，這些“百強縣”有可能獲得一定的政策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