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大的民生指標”——就業在今年迎來了一場小考，可是政府不必擔心，因為截至2019年年底，“十三五”的預定目標——城鎮新增就業5000萬人以上，已經超額完成。

　　在過去的4年，我國每年新增就業1300萬人，這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數字背后是一個大國對抗經濟下行的努力。

　　“就業優先”，這一在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首次出現的表述，已成為我國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最重要的依據。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副院長于洪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梳理了“十三五”期間政府在就業領域的工作，感慨大國之治的不易：就業一頭連著經濟發展，一頭連著民生保障，二字的背后是預期、是人民的獲得感。

　　就業優先

　　“十三五”時期，就業被擺上了至關重要的位置，這在歷史上從未有過。

　　2017年年初，李克強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十三五”促進就業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總理說：“‘十三五’這么多規劃，為什么今天專門討論促進就業的規劃？因為對中國來說，就業是經濟發展最基本的支撐，也是‘最大的民生’！”

　　《規劃》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以下目標：就業規模穩步擴大，就業質量進一步提升；創業環境顯著改善，帶動就業能力持續增強；人力資源結構不斷優化，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明顯提高。

　　這在數字上則體現為：“十三五”時期城鎮新增就業5000萬人以上，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以內；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8年，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5年；全國技能勞動者總量達到約1.7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總量達到5500萬人，占技能勞動者總量的比重達到32%……

　　最新數據顯示，《規劃》已經變成了現實。于洪說，這是巨大的成就。“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穩中有變，進入了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的結構性調整期，“調整期各行業領域都會面臨陣痛，就業還能達成這樣的指標殊為不易。”

　　尤其是2020年，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還在持續，上半年，我國GDP同比下降1.6%，而與GDP息息相關的就業指標卻展現出了它的韌性——1-8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781萬人。

　　這是極不尋常的。據相關測算，目前我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產生約200萬個就業崗位。2020年，兩個指標卻背離了這一規律。

　　“一方面是因為傳導的速度不一致，另一方面也真正體現了‘就業優先’的安排。”于洪認為，這是各地保就業、穩就業的結果，“就業政策的傳導非常直接，疫情發生后，很明顯能看到政府在就業問題上給予了各個層面的支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過去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主要還是看經濟增長速度等，因為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的擴大有一個系數關系。隨著我們進入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兩者之間的彈性系數也發生了變化。“與其間接地尋求就業目標，還不如直截了當把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和實施的依據。”

　　于洪說，經濟負重更要拉緊就業馬車，因為就業是能突出感受到的問題。“在大家都非常艱難的情況下，顯然要著力去解決這個能最明顯感知的問題，這才能保住人民的獲得感。”

　　這是飯碗的問題

　　就業關系到“飯碗”，關系到一個個家庭的生計。站在“十三五”的收官和“十四五”開局的節點上，促進就業高質量發展成了大家的共識。

　　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此前表示，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了2600余萬人。2018年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預計今后幾年還將繼續下降。同時，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勞動年齡人口負擔，給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帶來挑戰。

　　就業的結構性壓力已經越來越明顯，如何改善就業環境、促進就業，已成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務。

　　蔡昉覺得，要促進就業，“織緊社會保障網，實現社會政策托底”十分關鍵，這被他評價為“既可以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保駕護航，也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未雨綢繆之舉”。

　　“這個領域仍然存在諸多短板需要加快補齊，最緊迫的莫過于加大政策實施力度，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戶籍身份之間和就業性質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差異。而且，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突破口提高社會政策托底水平，可以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蔡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