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做過長達五年基金經理的周，已經離職做個小私募。“盡管掙錢不少，我良心上過不了自己這一關。”比周良更決絕的是黃遠，只做了三年基金經理后，就徹底離開了基金行業，正準備移民加拿大。“‘老鼠倉’在基金行業是個很普遍的現象，有著極其完整的生態利益鏈條，我承認我也操作過。”

　　周良表示，基金是否存在利益輸送現象一直是監管部門監控的重點，但隱性利益輸送卻始終存在。

　　“很多時候，從上市公司、券商到基金公司，這是一個完整的內幕交易鏈條，環環相扣。這也是查處‘老鼠倉’的最大難點所在。”黃遠說。

　　基金利益輸送鏈

　　“現在人們往往把‘老鼠倉’存在的原因，歸結到基金公司身上，這是不對的。”周良表示，在整個基金產業鏈中，存在著各類利益主體。

　　“券商也是基金產業鏈中另一個重要的利益主體。”黃遠對時代周報記者解釋說，基金發行主要通過銀行、券商等渠道，而基金投資需要通過券商席位實現。券商與基金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合作關系。

　　此外，周良也表示，社保基金作為資本市場中主要的參與力量，也會指定部分基金公司代為管理投資組合。基金公司通過決策委員會形成投資決策方案，而具體的投資組合管理則由基金經理完成。

　　保監會主席助理、新聞發言人袁力曾明確表示，目前對于保險資金投資股市占比的規定本身就留有很大余地，各公司可依據自身情況靈活掌握，保監會不過多干預。“這往往就給一部分保險資金間接參與‘老鼠倉’的運作，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間。”黃遠說。

　　日前，一位業內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透露說，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0425.SH，下稱“青松建化[17.98 8.25%]”)，疑似存在“老鼠倉”，拉升前一天，有2萬手分10次砸盤，第二天狂拉，其中70%是中國人壽[31.66 2.10%]保險股份有限公司(601628.SH，下稱“中國人壽”)的保險資金。

　　時代周報記者查閱青松建化的“十大流通股東情況”獲悉，截至今年9月30日，中國人壽(個人分紅-005L-FH002滬)持股548.72萬股，中國人壽(普通保險產品-005L-CT001滬)持股474.55萬股，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下稱“人壽集團”)持股499.99萬股，均屬于新進。

　　“至于說這些保險資金是否參與‘老鼠倉’交易，還很難判斷。”周良表示，這需要詳盡的交易記錄進行分析。

　　同時，減持的有兩個基金。中國銀行[4.28 0.71%]—華夏行業精選股票型現持股1200萬股，減持了192.56萬股。中國工商銀行[5.33 0.19%]—中銀收益[0.94 2.30%]混合型基金持有255.79萬股，減持了921.59萬股。增持的亦有兩個基金。華夏成長[1.60 2.04%]證券投資基金持有945.06萬股，增持了99.99萬股。而中信實業銀行—建信恒久價值[0.86 2.60%]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持有252.22萬股，減持了52.22萬股。

　　在黃遠看來，通過分析以上的利益主體，基金利益輸送行為，主要形式有：基金公司在券商股東席位頻繁交易，創造傭金收入向券商股東輸送利益。基金公司利用管理的公募基金產品向社保基金組合進行利益輸送。

　　此外，基金公司利用新發產品拉升老產品重倉股，間接提升老產品整體業績表現，也是利益輸送的一種形式。同時，基金公司自購旗下產品，同時通過非公平交易行為利用非自購產品向自購產品進行利益輸送。還有基金經理及其關聯方“老鼠倉”行為是最典型的利益輸送。

　　“當然，除此之外，基金管理公司與代銷銀行、托管銀行;公募基金與各種類型的私募基金、上市公司之間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利益輸送。”黃遠說。

　　“老鼠倉”操作秘籍

　　“中國股市的特色就是無莊不成股，而‘老鼠倉’就存在于這些大大小小的莊股當中。”黃遠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券商是莊股中的主力，利用自身具有融資的天然優勢，從社會各方面融入大量資金坐莊拉升股價。坐莊本來是為了賺錢盈利的，但券商坐莊真正賺錢的不算多。

　　深圳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老總對時代周報記者解釋說，主要原因就在于券商把股價拉升后，大量底部埋倉的“老鼠倉”蜂擁出貨，券商又在高位接盤。“老鼠倉”賺個盆滿缽滿。

　　周良透露說，就目前的行情來說，主力機構主要采取兩種操作模式。首先是在大盤股上建倉，這類股票資金進出相對容易。一旦完成建倉，就可以向上拉抬。此時，“老鼠倉”獲利的周期較短，跟莊意味較濃，但獲利也相對較為容易。

　　“另一種機構操盤模式是選擇中小盤股建倉。”周良表示，由于中小盤股每日的換手率較低，大資金無法在短期內完成建倉任務，因此在操作前都會進行周密的計劃，會對選定的股票確定一個心理價位，一旦該股跌到這一價位就不斷買入，阻止股價繼續下跌，此時，機構持倉量會不斷增加。

　　而在吸籌的同時，機構主力也會設定一個目標價位(通常在成本上加上10%-20%)。若吸籌期間指標股帶動大盤上漲，使該股價格走高并達到預期目標，主力就采取減倉的策略，這樣可以落袋為安，同時使股價不會很快上漲，以防以后加倉的成本過高。當大盤上漲到一定程度后展開回調時，會帶動中小盤股回調并再度達到主力的吸籌價位，于是主力又開始繼續加倉。

　　周良稱，通過這種滾動操作，主力倉位不斷增加，外面的籌碼越來越少，短線客的籌碼被吞噬，籌碼鎖定程度不斷加深。直到股票倉位達到滿意的程度后，機構主力才會向上突破吸籌區域，展開真正的拉升行情。

　　在這種操作手法中，“老鼠倉”除了跟莊獲利以外，還充當鎖倉的角色。在主力操盤的大部分過程中都按兵不動，直到行情接近尾聲、股價接近主力的最終目標時才開始逐批賣出。

　　時代周報記者日前獲悉，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600585.SH，下稱“海螺水泥”)突現送紅包行情，疑有“老鼠倉”，1天賺35萬。11月20日，開盤500手跌停砸盤，送出大紅包。在紅包送出后，該股股價隨即一路上揚。以收盤價計算，當日接住這一跌停拋單的投資者，單日獲利14.64%，5.92萬股對應的獲利金額為35.52萬元。

　　黃遠則對時代周報記者坦承，“海螺水泥這個‘老鼠倉’若一旦賣出，就能獲得大概接近4億元的收入。憑我的直覺和經驗，賣給基金的可能性最大。”

　　“老鼠倉”監管難題

　　“‘老鼠倉’的操作手法，往往都是非常隱秘的，如果不是掌握一手的交易記錄，就很難取證。”周良和黃遠一致認為，這也是中國“老鼠倉”屢禁不止的關鍵因素之一。

　　周良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老鼠倉”的操作往往有著比較明顯的技術特征。一般來說，全天最低價與全天均價(個股成交額/個股成交量)相比，當最低價低于全天均價10%以上時，可以確認K線基本形態成立。這種K線的表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長下影線，另一種是大幅跳低開盤形成的長陽線。

　　周良稱，這種K線的出現背景是該上市公司并沒有遭遇特大實質性利空，股價走勢大多處于低位徘徊或溫和上漲中，盤中的瞬間暴跌沒有任何預兆。瞬間暴跌結束后股價迅速恢復原有走勢，暴跌不會產生絲毫負面影響。“老鼠倉”的K線形態一般出現在股價即將拉升之際，而且，在這種K線形成后的一段時間里，股價會表現出良好走勢。

　　而在黃遠看來，“老鼠倉”的研判方法亦有跡可循。為了分清主力是否有出貨的企圖，可以采用當天漲幅作為篩選工具，判別主力是否急于拉升。經過測算當漲幅達到1.2%以上時最佳，這是主力急于拉升股價。

　　此外，黃遠表示，為了辨別主力是否有出貨的空間，可使用均線系統作為判斷工具，“老鼠倉”形的K線形態成立當天的最低價要比5天移動平均價低7.9%。為了判斷主力是否有出貨的量能，必須參考成交量。

　　“若在上沖過程中量能放大得過大過快，就要當心主力是否在出貨，如果量能處于溫和狀態，那么，‘老鼠倉’形的K線走勢的最后一個技術條件也成立了。”黃遠稱。

　　“‘老鼠倉’反映到盤面上有很多特征，只要細心觀察，完全可以看到它的蹤跡。”深圳一位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告訴時代周報記者，“老鼠倉”往往利用集合競價機制人為制造低開，開盤后瞬間拉升行情，使其在低位的買單當天獲利不小，而拉動上升的是公有資金。

　　“但在行情運行途中突然迅速下滑，接近自己掛在低位的買單，而后迅速拉升。從而打開漲停板封單，瞬間接近自己掛的買單而后再封住漲停，隨后幾日連續拉高等等。”上述投資總監說。

　　案例俯拾皆是。周良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山東魯能泰山電纜股份有限公司(000720.SZ，下稱“魯能泰山”)就曾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天漲停板開盤，封住漲停板的買單有20余萬手，主力快速撤單造成恐慌現象，用1分鐘的時間以20萬手買單封住漲停板，然后兩天都是漲停板。第三天跳空高開，迅速拉高至10.50元，就在散戶跟風買入時，“老鼠倉”已出貨，賺錢走人。

　　“這還是短線的，更有長線的‘老鼠倉’，可能逮住十幾個漲停板。手里握著大把基民的錢可供操作，何時進出都心中有數。”周良表示，至于后來這只股票再怎么走，那是普通基民的事情，“老鼠倉”的資金又轉移到別的股票上操作去了。

　　“一般來說，操作‘老鼠倉’可謂有驚無險，基本穩賺不賠。可是良心不安啊。出來混，遲早都要還的。”周良又點上一支煙，目光投射到窗外，那一瞬間，似乎有些茫然。
老鼠倉：下一個是誰

　　“哪有個完啊！”這是上世紀70年代著名日本電影《追捕》中的主人公杜丘在影片結尾走向法院作證時，對真由美提出的“(這事兒)完了嗎”這一問題的回答。

　　用這句話來描述當下的中國基金業中的“老鼠倉”現象，似乎再恰當不過，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中國基金業相繼出現張野、涂強、韓剛、劉海四只“老鼠”，下一只隨時都會浮出水面。

　　“老鼠倉”源于制度本身

　　中國基金業似乎沒有好形象。最早的“基金黑幕”自不必多說，對倒、拉高遠未絕跡，運用基金資金為他人在高位接盤、基金間的“群毆”(對不遵守業內“一致行動”潛規則的背叛者的懲罰)、不管盈虧都要收取管理費(旱澇保收)、對垃圾股的追逐(基金也不都是價值投資者)、對分紅卻冷淡以對等等，不一而足。

　　現在看來，將“機構投資者有利于穩定市場”作為發展基金業的理由是多么幼稚可笑，中國股市不僅沒有因為機構投資者(主要是基金)的大發展而更平穩，更嚴重的是，它們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控制了這個市場的走向，它們對市場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力已足以使它們與決策者或明或暗地抗衡，而它們手里所擁有的武器，則是并非它們所有但卻可以控制和使用的基民的錢。

　　“老鼠倉”不過是這一公眾資產(共同基金資產)被肆意濫用和用來謀取私利的另一種手法而已。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明顯受到了侵犯和損失，而基金管理者則違背了最起碼的職業道德—信托的誠信原則。不能依賴基金經理個人自律“出淤泥而不染”，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培養信托文化，不斷完善制度建設。

　　當投資者購買基金的時候，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意義：一是把錢交給基金公司換取基金份額以確定自己對相應基金資產的所有權；二是這一交易還暗含著基金公司與投資者簽訂了誠信協議，前者將作為受托人，忠實專業地為委托人服務，這是市場經濟最起碼的信托責任。后者是前提，也更為重要，因為就信托而言，道德更重于法律。當前我們身處的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亦是信托責任的缺失，如果公司管理層是為實現股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自身的天價薪酬而冒險，如果機構投資者忠實履行自己的信托義務，也許這個世界會平靜很多。

　　私募“樂土”凸顯監管不對稱

　　據參與基金法修訂討論的專業人士透露，基金法修改小組將分門別類對公募、私募基金的現狀、問題進行調研，其中會涉及基金公司“老鼠倉”問題等。這正是眾多公募基金經理和私募人士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之一。

　　“公募基金經理壓力大，受業績排名所累，而私募生存在監管缺失的空間，基本不會遇到上述問題。”一位基金公司高管說。

　　粗略統計，自2006年以來，至少有近20位明星基金經理或業內大佬相繼離開了公募基金，其中多為基金公司投資總監。

　　私募則被看作是一塊“沒有監管的自由之地”。在私募基金業根本沒有“老鼠倉”一說，即使是內幕交易也無人過問，在制度缺失面前，僅就違規可能性來看，私募基金的沖動和空間會更大一些。

　　但由于相關法律不夠完善，中國對“老鼠倉”多數采取行政處罰—證監會的“市場禁入＋罰款”，或者刑事處罰—此次3名基金經理可能成為首例。但在民事索賠環節，基民尚無成功案例。

　　在“制度萬能”觀念盛行的當下，解決基金“老鼠倉”問題似乎也只能靠制度了。但基金“老鼠倉”根本就不可能事先預防，最多是發現后追罰，而被發現的概率卻是極低的，防范“老鼠倉”，更多只能依靠建立在信托誠信原則之上的自律。凱恩斯的告誡似乎能給我們更多的啟示：“那些承擔信托責任的人……要承擔比市場道德更為嚴格的準則……。。它是一種不可動搖、源源不斷的傳統……不僅僅是誠實，更是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