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電行業在未來的定位已十分明晰，就是其規模要不斷縮減。煤電行業需清醒認識到，在電力系統低碳轉型加速過程中，自己作為主力能源的優勢地位將逐漸失去，需要跟清潔能源協調發展。

　　馮相昭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隨著我國提出“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多家能源央企規劃了自身實現碳中和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三峽集團確定2040年實現碳中和，比國家既定目標提前了20年；國家能源集團提出，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達到7000—8000萬千瓦；大唐集團表示，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裝機超過50%，提前5年實現碳達峰；華能集團則要全力打造新能源、核電、水電三大支撐，積極實施減煤減碳……

　　各能源央企紛紛把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實現碳中和的重要舉措，對于占據我國電力行業“半壁江山”的煤電來說，“十四五”期間將迎來怎樣的變局？

　　“一煤獨大”是減污降碳的攔路石

　　據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發布的《中國2030年前碳達峰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2019年，我國58%的能源消費量由煤炭提供，二氧化碳總排放量有80%來自煤炭。我國煤電裝機量高達10.4億千瓦，占全球煤電總裝機量的一半，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

　　燃煤是碳排放、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一煤獨大”的格局嚴重制約減污降碳目標的實現。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正研級高級工程師吳林說，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核心是能源問題，人為碳排放主要是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我國現在化石能源主要以煤電為主，這種能源結構如無重大改變，是不可能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

　　不過，即使面對如此巨大的碳中和壓力，我國煤電裝機核準量仍在增加。統計顯示，2018—2020年，我國煤電落后產能淘汰量超過3000萬千瓦，但僅2020年一年的煤電項目新核準量就超過3400萬千瓦，與3年的淘汰量相當。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區域中，12個省市的煤電裝機量仍在增加。其中，新獲核準的有河北邯鄲、山東菏澤、安徽、江蘇的5個煤電項目，總裝機量超過600萬千瓦。

　　2021年1月，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報告也指出，部分重點區域仍在違反有關規定新上燃煤發電項目，并沒有嚴格控制大氣污染重點防治區域的能源產能。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副研究員、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項目副主任康俊杰說，“十四五”時期，考慮到我國還有1億千瓦左右的在建和核準未建煤電機組，除技術儲備和示范工程項目外，未來不應再核準新的商用煤電機組，并努力再退出5000萬千瓦以上的落后煤電機組，力爭到2025年前實現煤電裝機容量達峰為11.5億千瓦。嚴控煤電裝機將極大推動電力系統的清潔低碳轉型，促進電力行業碳排放提前達峰。

　　煤電從主力能源變為調節性能源

　　2020年我國對煤電項目在一定程度上的“松綁”，主要考慮到能源需求的持續增長。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教授說，我國當前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階段中后期，對未來經濟增速仍有較高預期，盡管不斷加大節能降碳力度，能源總需求在一定時期內還會持續增長，二氧化碳排放也仍呈緩慢增長的趨勢。

　　《報告》顯示，到2030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速預計5%左右，能源需求預計年均增速2%左右；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39%，高耗能產業占比仍然較高。傳統增長模式產生大量碳排放，既要控排放，又要保增長，給碳達峰、碳中和帶來巨大挑戰。

　　何建坤說，“十四五”期間要堅決控制煤炭消費量增長，爭取實現煤炭消費量零增長，到“十四五”末實現煤炭消費的穩定達峰并開始持續下降。“十五五”期間可努力實現石油消費量達峰；天然氣消費增長導致的碳排放增加，則由煤炭消費量下降帶來的碳排放減少來抵消。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馮相昭也表示，煤電行業已步入到需要為清潔能源更多讓位的階段，從主力能源變為調節性能源。國際能源署（IEA）的一個預測表明，電力系統轉型在加速，煤電大幅削減是必然趨勢。

　　《巴黎協定》確立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到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2℃以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1.5℃以內。清華大學發布的“中國長期低碳發展戰略與轉型路徑研究”成果顯示，在2℃目標下，到205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要占到70%以上，非化石能源電力將占總發電量的約90%，基本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近零碳排放能源體系，并從根本上保障能源供給安全，從源頭上控制常規污染物排放。

　　將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支持

　　相對于煤電將從當前的主力能源變為調節性能源，風電、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將從替代能源向主力能源轉變。不過，風電和光伏發電波動性較大，如何保證電力系統的穩定輸出和用電安全？

　　中國能源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王衛權說，這就需要電網和具有靈活性的電源作為支撐，而煤電在這方面將扮演重要角色。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煤電將與可再生能源并存，煤電發電小時數減少、占比逐年下降，更多的煤電將通過靈活性改造，為可再生能源發展提供支撐，幫助可再生能源成為主力能源。

　　王衛權強調，創新才是解決未來問題根本的出路，要通過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為可再生能源提供發展的新動能；通過體制和機制創新，打通政策與機制的堵點，激活發展動能。比如現在很多地方正在做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強度的“雙控”，將來對非化石能源可能“只控制強度不控制總量”。

　　國家能源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總裝機量約9.34億千瓦，同比增長17.5%。其中水電3.7億千瓦、風電2.81億千瓦、光伏2.53億千瓦、生物質發電將近2952萬千瓦。2011—2020年，可再生能源年增長率保持在10%—20%。

　　馮相昭說，煤電行業在未來的定位已十分明晰，就是其規模要不斷縮減。煤電行業需清醒認識到，在電力系統低碳轉型加速過程中，自己作為主力能源的優勢地位將逐漸失去，需要跟清潔能源協調發展。目前如果仍需新建煤電項目，建議同步建設碳捕獲、利用與封存技術（CCUS），積極開展CCUS低碳化改造等。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十四五’規劃非常關鍵。‘十四五’期間要強化非化石能源占比、GDP碳強度下降指標，對社會展現強烈的低碳轉型的信號和政策導向。”何建坤強調，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是在長期碳中和目標導向下的階段性目標，碳達峰時間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越有利于實現長期碳中和目標，否則會付出更大成本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