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35名新院士，相比60個名額上限，空缺近一半。幾位院士候選人因涉嫌舞弊最后都未當選。據《人民日報》報道，執行主席路甬祥解釋稱，這一方面體現了院士們嚴肅認真、保證質量的意識，另一方面也與原章程“獲得贊同票超過投票人數二分之一的候選人當選”修訂為“獲得贊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數三分之二的候選人，按增選名額根據獲得贊同票數依次入選”有關。

院士制度是國家為促進科學技術事業發展而設立的重要制度之一。院士稱號不僅具有學術的高度，同時具有道德的高度。許多院士身兼教學和管理的重任，不少人系學科帶頭人，或一院一校之長，其學術與道德是否雙馨，就具有風向標的典型意義，既可潛移默化地浸潤年輕的學子，也可直接影響學風乃至社會風氣。

遺憾的是，一些院士并未能恪守學術道德，為名利的紅塵所誘，或對學子疏于管理，在論文抄襲中被“掛名”。對此，我們往往歸咎于以論文篇目為主的學術評估機制，事實上，一些學術權威的“被掛名”早就成了學界的潛規則，而且有的涉嫌“抄襲門”的院士不以為恥，反倒強詞奪理為自己辯護，有的甚至在出版新論文集時，把曾經被公眾舉報的抄襲文章也一并收錄，這顯然與個體是非顛倒、美丑混淆的價值觀、學術觀相系。相應的，有的學術管理機構，包括校方的學術道德委員會卻對此漠然置之，有的甚至還為抄襲者張目，不僅踐踏了學術的尊嚴，也敗壞了學風。長此以往，將窒息我們民族科學創新的靈魂。

近年來某些領域學風不正，導致了原創能力與活力的消減，為公眾輿論屢屢詬病。尤其是錢學森、貝時璋等大師臨終時留下的對中國科學界的期待，更應該讓我們牢記在心。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科學界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必須徹底根除抄襲剽竊的學術腐敗行為。要做到這一點，就當從嚴治學，從學界的權威做起，從院士做起。

此次院士增選堅持了德才兼備的原則，特別重視考察候選人的科學道德和學風情況，而且改革了票決程序，一些涉嫌舞弊者也因之名落孫山，這都將有利于增選院士的質量，使其增選結果能夠經得起實踐、社會和歷史的檢驗。

有評論認為，從院士增選起步，學術界一步步棄絕“不端”、“暗箱”、“潛規則”，消解學術權力的異化；全社會逐漸淡化院士崇拜，清除“特權”濫用的土壤，科學在中國的道路會少很多曲折和障礙，中國的科學發展會有更多杰出的成就和更健康的前景。筆者雖然沒有如此樂觀，但此次院士增選寧缺毋濫至少是一個風向標，是一種宣示。相信以此為起點，院士這一公眾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學術精英群體，其公信力和道德影響力有望逐漸恢復起來，并最終促進更多領域的創新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