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傳統能源的管理上基本是一個強調總量平衡、計劃為主、行政干預的體制，新能源發展絕對不能走傳統計劃經濟的老路。”在由新華社環球雜志社主辦的環球國際(2009秋季)論壇上，中國石油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董秀成的話引起了眾多與會人士的熱議。

董秀成認為，最近國家發改委整頓光伏產業屬于“行政干預”。“過剩不過剩，我覺得政府部門說不一定合適，而應該市場說了算。政府說它過剩，肯定還是從傳統的總量平衡這個思路來判斷的，但新能源發展還有好多障礙沒有解決，真正的市場潛力并沒有開發出來。作為一個新興產業，初期很難說過剩不過剩，現在得出過剩的結論我覺得不利于引導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以這種思維方式來解決市場的問題，我們也有教訓。比如，前幾年，政府根據總量平衡的思路說電力嚴重過剩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記沒過幾年就出現了電荒。”

董秀成的觀點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認可，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就說：“現在太陽能發電成本是煤電價格的10倍之多，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靠市場推動，是發展還是不發展？適當的政策跟進既是為了哺育這樣一個新興產業，也是政府在花錢買環境。”

在關于新能源的問題上，除了在發展新能源的必要性一點上專家們意見高度統一之外，在其他大多數議題上，討論者都還遠未達成共識。

新能源細分

對中國來說，具體哪些新能源領域是發展的重點？

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介紹，中國新能源領域第一大重點是核電。中國原本規劃核電到2020年發展到4000萬噸，大約占當年全國發電量的4%左右。現在，2020年發電量的預期上漲了，電的需求會增加，所以現在在考慮核電的比例也要提高一些。 “我的看法是我們到2020年發展6000萬噸以上的核電應該是有把握的。”

第二個重點是風電。風電技術在世界上已經比較成熟，已經到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階段了。中國到去年底風電裝機1200多萬臺，總量排在全世界第4位。中國的風電電價也非常接近常規煤電的上網電價。另外，大量的風電設備中國都能夠制造，初步統計，中國有70多家風機制造企業。

第三個重點是太陽能。太陽能的利用現在比較成熟的技術包括太陽能的熱利用和太陽能發電兩部分。熱利用就是熱水器，發電則包括光伏發電和熱發電兩種途徑。

至于生物質能，美國可以用大量的玉米做生物質能，但是中國人多地少，發展生物質能應該因地制宜。對中國而言，生物質能的利用重點是垃圾焚燒發電、農林廢棄物(如秸稈)發電、生物質液體化(如生物柴油)、生物質燃料等方面。

此外，中國也在跟蹤潮汐能、地熱等其他新能源的研究，還在做一些這方面的示范項目。

障礙

“中國的能源發展，現在依然面臨著兩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是能源結構；二是能源價格。”董秀成說，“我們長期以來是以煤炭為主，而且近些年煤炭在能源中占的比例不降反升。如果不優化能源結構，不明確我們未來發展的主導能源是什么，要發展新能源是很難的。因為各種能源企業之間存在利益爭奪，比如風能發電多了，煤電可能就少了；電動汽車用得多了，燒汽油的車就少了。”

“能源價格問題老生常談，也非常敏感。如果能源價格和價值長期脫離的問題不解決，新能源的發展必然受到障礙。傳統能源價格低，誰還愿意用新能源？誰還愿意節能？” 董秀成說。

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則感嘆：“現在很多跟新能源發展相關的部門積極性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時我們感到憂慮的是，在這樣一種類似于大躍進的狀態下，各自為政、體系分割的問題也是非常突出的，發改委有發改委的考慮，財政部有財政部的考慮，科技部有科技部的考慮，能源局有能源局的考慮，農業部有農業部的考慮，怎么把這種分散的、各自為政的行為和政策進行系統規劃，能夠使得這樣一個重大戰略真正成為一個國家戰略，而不是一個部門戰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最終我們還是難以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突破。”

如何消除部門間的內耗？韓文科說，還是要靠民主。他介紹，中國《可再生能源法》就要求政府制訂規劃，而由人大來檢查規劃的執行結果。“我參加過人大的檢查，這樣一來，政府部門的惰性就被人大揪住了，它不執行政策不行。所以，我的觀點就是這些政策要綜合起來，每一個部門都得執行好它的政策，而且現在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政府干什么

在發展新能源的過程中，政府究竟應該發揮什么作用？

“能源行業又分石油、煤炭、電等等，現在還有壁壘，這是不利于整個能源的協調發展的。比如，我搞風力發電，風電入網了怎么辦？這是跟電力部門有關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協調機構或者管理機構打破這個壁壘，我想新能源發展是非常艱難的。”董秀成認為，政府的責任之一就是要打破行業壁壘。

“風電的成本還是稍微高了一些，還需要政府扶持。雖然風電的上網電價比一般的電價要貴，但是《可再生資源法》規定了可以保障收購，這樣市場就形成了。另外，政府也通過給風電企業一定的減免稅和補貼等方式使它可以更好地發展。這樣，通過幾年的發展，中國風電有望變成一個比較成熟的產業。” 韓文科說。

梅永紅介紹，其實在發展新能源方面，中國有諸多法律、法規和政策，但“這些法令、規劃往往都流于形式。此外，我們還有很多政策不到位，比如對新能源的上網，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電力部門都沒有正式接受新能源的發電上網；我國對新能源的財政補貼比其他國家力度也小多了。”

施耐德電氣中國區總裁朱海認為，在過去的15〜20年之內，中國在電廠上的投資步伐遠遠超過電網建設步伐，電網的發展拖了很大的后腿，這里面包括高壓、超高壓的網絡，也包括城市里的低壓工程。“新能源并網可能會對整個網絡帶來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并網怎么保證供電的質量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我國在新能源產業方面還面臨著基礎設施或者基礎公共服務能力嚴重缺失的問題。比如現在發展電動汽車，如果相應的充電站不跟上，用戶用起來也非常不方便。基礎設施是需要通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者公共服務解決的。我非常贊成將來政府在引導新能源發展方面，一定要把著眼點放在基礎設施方面，放在普惠性建設方面。” 梅永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