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碳中和與能源創新發展研究院“碳中和與能源創新發展論壇”暨《走向“雙碳”：影響與行動》系列報告（下稱“報告”）發布。

　　其中，《雙碳目標下綠色復蘇的經濟影響研究報告》指出，以發展清潔能源和數字經濟為主的綠色低碳復蘇方案對經濟體量的拉動效應等同，甚至超過以化石能源和重工業為主的傳統高碳復蘇方案。

　　“后疫情時期，經濟復蘇與面向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綠色低碳轉型并不對立，且存在共贏的可能性。”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王建良發布報告時說，但不容忽視的是，綠色復蘇正面臨就業結構和地區發展失衡的挑戰。

　　清潔能源牽引的綠色經濟復蘇不弱于傳統能源

　　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人們生命健康的同時，也給經濟發展帶來重創。

　　為快速提振經濟，我國及時提出擴大內需戰略，促進高質量、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后疫情時期的經濟復蘇正值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

　　由于基礎設施投資具有長期的排放鎖定效應，現階段應對疫情的經濟刺激方案會對未來幾十年的碳排放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堅持綠色復蘇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引領全球氣候治理新格局的必然選擇。

　　報告顯示，后疫情時期綠色復蘇可實現經濟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贏。短期內，以發展清潔能源及其配套基礎設施為主的低碳綠色復蘇情景，對經濟的拉動效應與發展傳統化石燃料的經濟刺激情景相當。

　　報告指出，與傳統高碳復蘇情景相比，低碳復蘇和低碳數字經濟情景的拉動效應增加0.3%-14.8%；而就業拉動效果亦略高于傳統高碳復蘇情景。因此，經濟的快速復蘇與中長期的低碳發展并不對立。“經濟復蘇策略應與中長期氣候和可持續發展戰略高度統一。”

　　結構性問題或將加劇經濟不平等程度

　　報告強調，盡管就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的體量而言，綠色復蘇能實現經濟和低碳的共贏，但結構性問題仍不容忽視。

　　因低碳數字經濟情景的就業拉動效應主要面向高技能人群，其為該群體創造的就業機約是傳統情景的1.7倍。而在疫情中受影響更大的中低收入勞動者，受綠色復蘇的拉動效應相對較弱。

　　值得注意的是，綠色復蘇方案對我國經濟體量和就業拉動的同時，還需近1億人(約初始就業人口總量13%)跨行業就業，這其中96%以上為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低技能勞動者。這就意味著，在綠色低碳情景下，跨行業就業門檻和技能瓶頸可能導致經濟不平等程度加劇。

　　2021年7月，中國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發布的《后疫情時代中國經濟綠色復蘇的契機、困境與出路》研究報告指出，后疫情時代，綠色復蘇期間面臨著重污染企業向經濟欠發達地區轉移等困境，此舉可能加劇地區間的不平衡。

　　鑒于此，在推動綠色復蘇過程中，應更加關注中、低收入群體和技能人群，從而保證轉型的公平性。在經濟、就業和環境三方面正向協同下，強化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推動社會公正轉型，以提升經濟系統韌性、實現復蘇與綠色共贏。

　　切忌“一刀切”

　　“碳達峰碳中和不能夠以犧牲經濟社會發展為代價，而是要實事求是、科學穩步推進，盡可能保障就業結構和地區間的公平。”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部長、能源政策研究所負責人、研究員景春梅表示。

　　景春梅認為，能源轉型是可再生能源逐步發展壯大、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和被替代的過程，也是一個地區或行業利益重大調整的過程。“高碳、高耗能行業，以及煤炭、煤電的退出可能會給地方帶來稅收與就業機會的減少，給當地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影響。”

　　在景春梅看來，在碳達峰碳中和已成既定約束條件的當下，平衡減碳與發展的關系應從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來著手。

　　從中央層面看，應秉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允許不同地區實現梯度達峰。如東中西部可以在地區上有先有后，在產業上有保有壓，最終在全國層面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從地方層面看，一要精準施策，提高管理的科學和精細化水平進行精準減碳。地方政府在實施“雙控”的過程中，首先控的是化石能源消費總量，不能一刀切搞能耗總量控制，將可再生能源發展也限制在一定空間內；

　　二在控總量的同時也要控單耗，避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發生，或者傷及產業鏈的供應安全。地方政府在調整產業結構時，要對企業的效益、能耗強度、碳強度，以及在產業鏈中的作用等多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精準施策，避免一停了之、一關了之；

　　三要騰籠換鳥、有序實施煤炭減量替代。雖說西部地區可以被允許稍晚實現碳達峰，但仍要不遺余力實施產業轉型升級。如果遇到煤炭不能馬上替代退出的情況，應延伸煤炭的產業鏈，做好煤炭的精深加工，提高轉化率、提升附加值。

　　四要探索煤炭產業與可再生能源的耦合發展。目前，部分地區將煤化工和氫能產業耦合，利用當地比較豐富的風光資源進行可再生能源制氫，即用綠電制綠氫，再將氫氣導入煤化工工藝過程，用氫氣替代焦炭作為還原劑往下延伸產業鏈，就可以實現對傳統產業的綠色化改造。(記者 吳起龍)

　　 轉自：中國能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