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瀚斌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開的會議提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糾正運動式“減碳”，先立后破，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其中“糾正運動式‘減碳’”的提法備受關注。

　　我國從實現碳達峰目標到實現碳中和目標只有30年時間，遠少于發達國家50年至70年的過渡期，在短時間內完成全球最大的碳排放降幅，無疑是巨大挑戰。一些地區為做高碳峰值，甚至對高能耗高排放企業加快上馬，對全國碳達峰碳中和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在我國二氧化碳排放中，煤炭開發利用是最主要的排放源。煤炭作為我國生產與消費規模最大的能源品種，占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的57.7%，其中一半用于火力發電，一半在工業生產中直接燃燒。因此，控制煤炭消費總量，逐步減少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成為減碳工作的重要內容。為了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一方面，要在能源供給端加大電力領域的可再生能源替代，另一方面，在能源需求側還要進一步挖掘能效提升、CCUS等技術上的潛力。

　　隨著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深入推進，煤炭行業相關利好政策預計可能會陸續退出，傳統的開采、燃煤將難以為繼。前期煤炭行業資本投入巨大、生產周期長，碳中和目標帶來的政策性變化風險可能導致煤炭生產和消費企業、行業甚至區域經濟產生巨大損失。用較小成本進行減煤是如期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重點問題，需要仔細測算其中的經濟賬。

　　要區分減煤過程中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收益。首先針對煤炭行業自身在減煤過程中的直接經濟成本進行測算，主要是對涉及煤炭開采、生產、流通、消費、應用等各環節涉及的工程、設備等發生的成本進行測算，特別是對煤炭開發地區和煤炭使用集中地區的減煤成本進行區別測算。另外，由于減煤過程中會降低煤炭的直接燃燒，在二氧化碳減少的過程中，二氧化硫、PM2.5等其他大氣污染物也會相應減少，從而對人群健康帶來福利。這些對生態環境、人群健康等帶來的社會公共利益，也應作為減煤過程得到的間接收益進行考量。

　　要合理規劃減煤的時間周期。基于當前煤基能源仍然是主要能源，應以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為目標節點，規劃減煤時間間隔，形成合理的減煤時間周期，把控好減煤的節奏，避免盲目“沖鋒”。比如，對減煤過程進行階段劃分，第一階段為煤炭消費量逐漸達峰階段；第二階段高碳能源逐步過渡為低碳能源，煤炭消費逐步下降；第三階段低碳能源逐步過渡為零碳能源，風光氫能成為基礎能源，煤炭作為備選能源。通過不同階段的劃分，對減煤過程中實施的工程、投入的成本、采取的標準等做到有的放矢。

　　應從保障能源安全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兩個維度綜合考慮。我國化石能源稟賦區域差異大、分布不均衡，其中能源資源及其生產集中在西部地區，能源消費主要集中在沿海發達地區，煤炭產量、火電裝機量大。如果不考慮能源結構現狀，盲目運動式減煤，而可再生能源替代一時跟不上，就會對生產生活產生影響。因此，應綜合現有能源基礎和未來可再生能源應用空間，穩妥安全地保障能源使用。

　　應分不同情景對減煤路徑進行比較分析。比如，可以針對行政強制減煤、優化能源結構減煤、創新技術措施減煤等不同情景進行分析。為達到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在現有的政策規劃下，結合上述分析成果，對煤炭分行業、分區域設置減量目標。注意既要考慮我國實際國情和發展階段特征進行深入分析，又要研究長期低碳發展的趨勢、政策和路徑，特別是長期深度脫碳目標倒逼下的減排路徑、技術支撐及成本和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