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走了，卻將創新與奮斗的“種子”留給了后來人。對中國種業來說，要從他身上汲取智慧，以“頂天立地”的姿態，持續推進種業創新。要推動育種資源、人才在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流通，讓企業成為種業創新主體。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在湖南逝世，包括種業工作者在內的人們紛紛緬懷。袁老說過，“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如今，他走了，卻將創新與奮斗的“種子”留給了后來人。對中國種業來說，要從他身上汲取智慧，以“頂天立地”的姿態，持續推進種業創新，加大種業科技推廣，最終打贏種業翻身仗。

　　袁隆平給我國水稻育種以信心，但我們不能驕傲，要正確認識我國種業現狀。盡管水稻和小麥育種是我們的強項，但要看到玉米、大豆競爭力還不夠強。盡管外資企業占我國種子市場份額只有3%，進口種子占全國用種量只有0.1%，但要看到個別蔬菜、白羽肉雞等種源都不同程度地依賴著國外。盡管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95%，畜禽核心種源自給率超過75%，但要看到商業化育種體系尚未完全建立，種業創新與農業生產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兩張皮”。一句話，對比種業發達國家，我國種業仍處于上升期。

　　其實，現代種業發展的時間很短。以2000年種子法實施和“種子工程”啟動為標志，中國現代種業才算真正誕生，并用2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歷程。成就舉世矚目，但形勢也很緊迫。當前，種業內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觀察國內，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對種業提出更高要求，既要高產高效、又要綠色優質，迫切需要有一個大的突破。放眼全球，種業兼并重組已經完成，形成了三大巨頭。世界種業正迎來以基因編輯技術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隨著種業外部因素不確定性增加，種業“卡脖子”的弊端日漸顯現。

　　種業“卡脖子”弊端，并不是說我國育種的基礎研究不足，更多指的是育種的組織方式不優。我國育種人員數量和論文數量居世界第一，科研實力屬世界一流，但出大品種的能力卻不是世界一流。長期以來，科研單位悶頭搞科研，主要聚焦發論文、評職稱、做課題，缺少產業化的精力和能力。而種子企業普遍小、散、弱，多數只負責銷售、推廣，沒有科研的實力和能力。對比國外，我國相關企業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創新人才大多仍在科研院所。

　　可見，種業打翻身仗，不僅是品種應用上的翻身，更多的是技術創新上的翻身。新品種選育要靠很多育種材料經過上千次的組合，歷時多年才可能成功，很多人終其一生也沒能培育出一個品種。育種是個小概率事件，只有技術優化、基數大了，選育成功的機會才會大。當今世界種業強國已進入“常規育種+生物技術+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的育種4.0時代，我國大多是經驗育種，處在以雜交育種為主的2.0時代。以基因編輯技術專利為例，美國申請1070件，我國申請700余件。表面上看，有數量差距但不是很大，可關鍵是，我國申請的相關專利大多是處在技術體系的中間層，缺乏頂層核心技術和底層落地技術。

　　突破“卡脖子”、打贏翻身仗，要做到“頂天立地”。“頂天”，就是掌握原始創新、走在科技前沿，在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重大品種培育方面取得突破。“立地”，就是把論文寫在大地上，把成果送到農民手中，不斷把試驗田里的產量變成農民地里的產量。“頂天立地”的核心要義是鼓勵科研人員為企業育種、到企業育種、同企業育種，讓企業成為商業化育種的主體，成為種業創新的主體。袁隆平領銜的雜交稻的成功同樣離不開與科技協作、產學合作。因此，要推動育種資源、人才在科研院所和企業之間合理流通、協同發力。科研人員就像一顆顆螺絲釘，選育什么樣的品種，要由種子企業成立品種委員會，講究團隊作戰和資源共享，綜合市場需求、產業需要等因素來確定。

　　當有了一個個知名的育種家，當一批批有影響力的種企脫穎而出，中國種業才能迎來高光時刻。（作者：喬金亮）

　　 轉自：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