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黨中央層面20天內4次提及、密集部署推進“新基建”，既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疊加新冠疫情沖擊的客觀需要，更是黨中央深刻洞察世界科技與產業變遷大趨勢后作出的重大戰略選擇。我國“新基建”起步領先全球，也意味并無太多經驗可循，亟需在謀篇布局時充分結合市場發展需要和地區實際，加強頂層設計與前瞻謀劃，最大效用釋放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

一、在建設時序方面，注重長期戰略與短期計劃相結合

“新基建”是長期的戰略規劃，并非只是針對疫情的短期之計。在政府重視、社會關切下，“新基建”持續升溫，已成為當前國內經濟社會建設的重要發力點。基建工作屬于長期任務，領域覆蓋廣、行業涉及多、資金需求大，在“新基建”的起步階段絕不能走“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老路，要避免不顧基礎全面投資、低水平同質化重復建設的教訓，謹防短期投資泡沫嚴控地方債務風險。推進“新基建”應充分結合地區產業特色、發展基礎和市場需求，明確當前階段需要加緊布局的重點領域，優先發展能夠支撐“新基建”和新消費同頻共振的關鍵環節，兼顧統籌謀劃，注重長短結合，保證循序而建、建之有用。具體建議包括：

一是優先布局5G、數據中心等帶動性強的項目。“新基建”的“先手棋”應優先部署對消費和投資帶動性強、乘數效應更大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既可滿足產業升級需求，還能為在疫情中迅速壯大的線上消費等新型消費提供硬件設備支撐。二是加快出臺衛星通信網絡建設計劃超前布局衛星互聯網建設。衛星互聯網是目前僅有的可實現地面通信廣域無縫覆蓋的通信技術，世界各國已紛紛將衛星互聯網視為重要發展戰略。建議加快制定我國衛星通信網絡建設計劃，兼顧前端組網領域的低軌衛星制造、發射、聯網、維護，以及應用場景下的偏遠地區網絡覆蓋、航海、應急、軍用通信、可靠勘察等，加速我國衛星互聯網建設。三是提前謀劃七大重點領域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圍繞能源、生命、材料、空間、地球環境、粒子物理、工程技術等領域，加快在東部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東北等創新資源豐富的城市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教基礎設施、產業技術創新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提供更高水平載體和環境。同時加強這些設施的共用共享，為廣大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參與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創造更多機會，降低參與門檻。

二、在模式探索方面，注重試點先行與全面推進的結合

新基建尚處于起步探索期，產業組織結構發展仍處于高度動態階段，其主導企業和主導商業模式尚未出現，在建設規劃、設施利用、利潤和現金流轉化等方面也尚屬空白，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并不適宜全國上下不顧條件的貿然鋪開。當務之急應加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機制，強化頂層設計，加快推動優勢地區和成熟領域試點示范建設，將政策集中于鼓勵地方政府、企業開展多樣性的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探索，不斷催熟主導技術、主導商業模式和優勢企業，待模式成熟時再加快投資節奏，加大投資規模、加速全國推廣，實現以點帶面，小步快跑。具體建議包括：

一是加快建立粵港澳地區云計算產業示范區。依托粵港澳創新資源，加緊布局智能計算中心等大型算力基礎設施，加快推動IDC等IaaS層面建設，在促進自身云計算產業發展的同時，為全國該產業發展提供可復制路徑。二是加速布局西部三城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充分發揮成渝地區在人工智能領域產業基礎良好、應用場景豐富的優勢，發揮西安在智能感知處理、智慧交互等方面的研究基礎和人才優勢，開展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等領域試點示范，培育西部地區發展新動能。三是推動八大網絡節點城市開展新型智慧城市試點。疫情沖擊對我國城市管理帶來巨大挑戰的同時，也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帶來新機遇。充分發揮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南京、成都、武漢、沈陽等八大節點城市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優勢，通過搭建城市物聯網平臺、視頻業務專用網絡平臺、開放式城市智能大數據平臺等載體，加快探索全新的社會治理、公共服務及產業經濟發展模式，形成有效經驗后逐步向二級節點城市和全國推廣應用。

三、在參與主體方面，注重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

相比傳統基建，新型基礎設施的市場應用前景不確定性較大，選擇性產業政策的適用性不高，僅靠政府債務赤字主導投資“新基建”，只會進一步增加地方財務負擔。新型基礎設施更偏重于科技端和創新領域，且大量的基礎設施本身就是企業的運營資產，這就決定了市場主體特別是高新技術企業的參與度會比較高。在市場機制推動下，近年來如華為、阿里、騰訊等民營高科技創新主體已經進行了很深的市場參與，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就，這些無不顯示出市場的強大力量。因此，“新基建”要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在商業應用領域更多的需要依靠市場和企業主導，政府應做好服務，制定規則標準，當好“裁判員”。具體建議包括：

一是合理運用PPP模式激發社會資本進入“新基建”積極性。“新基建”項目兼具投資巨大和商業價值高的特點，最適宜采取PPP模式促使政府與市場合力推動。建議積極發揮政府引導作用，解決該模式由于投資巨大、參與主體多、合同結構復雜等因素造成潛在風險問題：加快出臺系統性法律法規明確各利益相關方權責；在合作伙伴選擇上要做到公平透明，降低項目運作風險；對待社保基金、保險公司等非銀金融機構參與時給與稅收優惠提升社會資本積極性；通過特許經營權協議、議定最低報酬率、準許建立特色商業帶等方式打消金融資本對項目收益的顧慮；調整優化監管方式，完善“新基建”產品和工程質量檢查評定制度。二是引入企業債券、信托融資、私募股權投資等模式拓展“新基建”融資渠道。能夠嫻熟運用PPP模式發展大型項目的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融資渠道的多元化。如美國、日本、法國等能夠在法規完備并管控好風險基礎上，創新利用政府資金與專用項目債券、開放風險投資、應用私人基金、開發區域性基金等手段實現有效發展。建議借鑒國外PPP模式運作中的經驗做法，積極引入企業債券、中期票據、信托融資、供應鏈金融、地方社保基金中可用于私募股權投資的部分資金等融資模式，不斷豐富社會資本的參與方式，推動“新基建”項目建設。

四、在動能驅動方面，注重“新基建”發展與“老基建”升級相結合

“新基建”與傳統基建都具有公共性、通用性、基礎性特征，二者都是促投資、穩增長、擴內需的重要抓手，需要協同發展而非此消彼長。作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基石、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加快推進“新基建”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但當前階段，傳統基礎設施依然占據經濟社會的較大比重，在發力“新基建”的同時，需注重與傳統基礎設施信息化改造升級相協調。通過應用新技術支撐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充分挖掘傳統基礎設施潛力，拓展融合基礎設施領域范疇，“老基建”也可以肩負起“新基建”的作用，具備新的功能、煥發出新的活力，促進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協調有序地實現新舊轉換。具體建議包括：

一是對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實施“互聯網+”改造計劃推動智能交通發展。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交通擁擠阻塞以及由此導致的交通事故、環境污染等“城市病”問題凸顯，加快發展智能交通對城市治理能力提升意義重大。建議加快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和新一代交通控制網建設、綜合交通大數據中心建設，建立綜合交通智慧云平臺，加快交通大數據資源深度挖掘與算法優化，推進高清攝像、視頻顯示、導航定位、智能終端等硬件感知等全網監控設備布局，全面促進交通設施與新技術更加廣泛、更深層次的融合。二是推動傳統能源設施智能化升級促進智慧電網等融合基礎設施發展。我國是能源消耗大國，在能源管理水平上還處于僅有基礎數據且缺乏數據管理和分析的基本能源管理階段，在提升能源管理水平以促進節能降耗方面還有很大空間。建議加快對傳統能源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升級，進一步提升分布式光伏發電和大規模海上風電的消納、能源并網、需求側管理等方面能力，推動智能電表、熱能計、蒸汽流量計、電流傳感器等通訊傳感器加速組網，打造智慧能源管理與實時監測系統、區域能源網絡系統，實現對能源開發利用、生產消費的全過程高效管理。（賽迪智庫：孫海堯 念沛豪 王曼）

　　 轉自：中國工業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