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十多個省市發布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數據的梳理，其中涉及金額已超20萬億元，遠超2009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計劃”。

　　在如上超大體量地方版投資計劃之下，依然是地方經濟依賴投資拉動的不變現狀。而在2009年4萬億投資后遺癥尚未完全消化，地方高負債風險仍未排除前提下，不少專家認為，新一輪投資沖動可能會進一步推高負債和金融風險。

　　地方版“4萬億計劃”

　　10月22日，四川省公布2013年～2014年計劃實施的重大投資項目情況，主要包括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產業、民生工程等項目，總投資額達到4.26萬億元。該投資額相當于四川省2012年GDP的1.79倍

　　在上述投資項目目錄中，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投資額預計達到1.48萬億元。這些重大投資項目大部分圍繞國家實施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加快成渝經濟區建設和加快天府新區建設等展開。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劉成玉對本報記者表示，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仍比較落后，還有比較大的投資空間。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比較滯后，靠投資拉動的作用更加明顯。

　　福建省發改委網站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納入全省央企、外企、民企“三維”項目跟蹤管理系統的項目共3642項，總投資約3.95萬億元，累計完成投資7750億元，其中今年前9月完成投資3343億元;續建和今年開(動)工2643項，總投資2.5萬億元，其中今年投產、部分投產530項。

　　投資對福建的經濟結構調整十分關鍵。過去幾十年，福建經濟雖然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但與沿海幾個大省相比，差距不小。在產業結構方面，主要集中在制鞋、紡織服裝等輕工產業，產業“小而散”的缺陷一覽無余。因此，這幾年福建引進的一系列大項目剛好彌補了這種缺陷。

　　“福建的不少產業集群沒有形成，因為缺乏一個大的龍頭企業來帶動。”華僑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陳金龍說，引進像央企那樣的大企業，有利于帶動原有的上下游企業形成產業集群，增強當地產業的競爭力。

　　實際上，除了四川和福建，自從去年以來，貴州、廣東等十多個省市皆拋出了龐大的投資規劃。

　　其中，貴州公布的《貴州省生態文化旅游發展規劃》顯示，從各地上報的2382個項目篩選出總額3萬億元左右的重點投資項目，初步提出規劃10個國家級重大項目、50個省級重大項目和200個省級重點項目。

　　即便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浙江、廣東等地，也紛紛轉向了投資拉動。浙江省今年4月下發《關于印發浙江省擴大有效投資“411”重大項目建設行動計劃(2013～2017年)的通知》，今后5年，該省將重點推進1000個以上省重大項目建設，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0萬億元。

　　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在投資方面的力度也在不斷加大。今年4月，廣東專門召開了加快重要基礎設施建設工作會議，提振基建建設。按照計劃，未來3年，廣東計劃投入1.41萬億元，推進460個項目建設。

　　“今年以來區里經常找我們去開會，希望我們能多投資一些，這樣GDP的產出也就大一些。”廣州市一位民營企業家告訴本報記者。統計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廣東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5341.55億元，增長18.2%，增幅同比提高4.3個百分點。

　　外貿不振和內需增長有限的情況下，要提振經濟，加大投資力度成了最好選擇。“廣東和浙江對外貿依存度比較高，連這兩個市場活躍度最高的省份都要依賴投資拉動，其他省份就更可想而知了。”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說。

　　投資率：由西到東遞減

　　雖然各地經濟對投資拉動的依賴在不斷加大，但具體到各地，則有比較大的差異。

　　本報記者對全國30個省市區(因甘肅未公布數據，故沒有計算在內)統計發現，今年前三季度，西部多省區的投資總量接近甚至超過了GDP，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額/GDP)最高的幾個省區均在西部，其次是中部，東部發達地區幾個省市最低。

　　統計發現，投資率最高的是青海和貴州，兩省均達到了135%。其余超過100%的省份中，除了遼寧，其余如西藏、寧夏、陜西等均為西部省份。而像重慶、四川、新疆和云南等中西部省份投資率雖然沒有超過1，但也都在80%以上。

　　東南沿海省份則集中排在最后幾位。其中，上海以24.26%的投資率墊底，廣東和北京也均在35%上下，浙江、山東、江蘇雖然好一些，但也只是在60%左右，與中西部有比較大的差距。

　　貴州省政府參事、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曉登表示，投資拉動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都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越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就越是投資不足。由于中西部地區經濟比較落后，在這個過程中，投資的權重就非常重。”

　　“這也是符合目前西部實際情況的一種選擇。”胡曉登說，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西部地區出口的絕對量很小，由于經濟滯后，內需消費也十分有限，投資才是最主要的動力。

　　“這兩年貴州的招商引資是好戲連臺，這對貴州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胡曉登說。

　　劉成玉表示，東部的產業基礎比較好，產業鏈也比較完整，基礎設施也比較完善，可供開發的新領域和投資的空間已經不大。東部是先有產業，再有城市化。相比之下，西部是先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形成工業化城鎮化的大框架，再慢慢集聚相關的產業和人口。

　　“西部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現在還有很大的不足，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陜西省政府參事、陜西省社科院區域發展咨詢中心主任張寶通說，只有加大投資力度，才能改善西部的發展環境，才能有效拉動消費。

　　胡曉登表示，與中西部相比，沿海地區的出口貿易下滑，也正是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一個時機，因此發達地區的投資可以向更先進、更優化的方向投資，而不宜再投資在一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個過程中，再大規模投資也已不可能。

　　目前，東部的一些城市投資率都比較低，以廣、深為例，廣州投資率僅為25%，深圳的投資率在各大城市中墊底，僅有16.7%。

　　投資依賴的隱憂

　　盡管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十分明顯，但過度依賴投資的隱憂也同時存在。

　　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相關債務達10.7萬億元。而根據專家的預計，我國目前的地方債務已經超過了20萬億元。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在自身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要加大投資的力度以期拉動經濟，只能繼續通過銀行信貸，而這極有可能進一步推高負債和金融風險。

　　而地方政府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大力舉債，地方融資平臺形成政府性債務后，第一還款來源是土地出讓收入。

　　廣東當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正滸此前對本報記者表示，相當多的城市近幾年來的數據顯示，土地出讓收入相當于其當年一般預算收入的40%到60%，有的城市甚至達到一般預算收入的2倍多。

　　彭澎擔心，在地方對房地產的依賴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從經濟增速的角度，更不會有動力去嚴格調控樓市。廣東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也表示，地方政府在缺錢的情況下，就會選擇發展房地產，“因為房地產的回報最快，收益率也最高。”

　　不過對于高負債帶來的風險，張寶通并不認同，他認為，中國經濟與國外有明顯不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國有資產做后盾，不用太過于擔心負債風險的問題。

　　在負債風險之外，地方政府對投資的過度依賴也可能延緩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步伐。廈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丁長發表示，依靠大規模基建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仍是在走財政杠桿推動經濟發展的粗放型道路，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對就業和產業結構轉型作用不大。

　　“現在感覺整個經濟轉型還是沒有轉出來，基本上還是靠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還是比較快的，但是真正的轉型升級和科技投入基本上還沒有太大的改觀，整個經濟基本上還是以規模擴張為主。”陳金龍說。

　　“現在全國從政府到整個企業，還不是轉到怎么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基本上還是靠大投入大產出。”陳金龍表示，“相比之下，規模上的擴張比較容易，而內涵式的東西需要人才、技術和資金的支持，所以這一塊走得比較難。”

　　大量的投資同時也可能帶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基礎設施過剩。尤其是在城鎮化的推動下，現在各地都掀起了新城(區)建設的熱潮。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在對遼寧等12個省區調研時發現，12個省會城市，平均一個城市要建4.6個新城新區;144個地級城市，平均每個規劃建設約1.5個新城新區。

　　在造城運動之下，一些三四線城市由于產業不發達，其勞動力和承載力、實際的居民居住率都不會高，從而形成類似常州、營口、鄂爾多斯等“空城”、“鬼城”的現象。

　　投資結構與效益

　　即便如此，不少專家認為，對投資不能一味指責，更不能將其“妖魔化”，不能因強調消費就將投資否定，投資仍是目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動力。

　　那么如何避免投資驅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呢?在多位專家看來，一方面是要注意投資的結構和效益;另一方面則是改政府投資主導為民間投資主導，用市場化的手段提高投資的效率。

　　彭澎表示，中國很多地方的基礎設施仍然比較薄弱，因此適當提前建設一些基礎設施，不僅可以拉動經濟，而且也能滿足老百姓的需求。“像廣州目前這樣的擁擠狀況，地鐵是怎么修都不夠的。”

　　以今年年底即將開通的廣州地鐵6號線為例，作為橫貫整個廣州中心市區的線路，六號線的預期客流十分龐大，但仍是4節車廂的編制。

　　“我們知道開通后肯定會超級擁擠，會被大家罵，但是也沒辦法，當初我們報上去的時候，上面硬是減到只有4節的規模。”廣州地鐵一位內部人士說。

　　北京交通大學城市軌道交通系主任毛保華表示，盡管投資地鐵確實有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目前很多城市的地面交通已經十分擁堵，城市的公共交通基礎設施明顯滯后，因此在本輪投資中，把錢投到這一方面，可以滿足老百姓的需求，風險比較低。

　　在機場投資方面，盡管國內機場虧損占多數，不過，一個地方是否建設機場除了是否盈利外，還應該看它對地區經濟發展的綜合帶動作用。

　　中國民航大學臨空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允春表示，沿海發達地區平原較多，修高鐵的話客流量能夠保證，修高鐵對機場影響大，因此東部修機場應謹慎。相比之下，西部地區地廣人稀，客流量較小，修高鐵成本太高肯定不劃算，但這些地方又有一定的客流需求，因此修小機場更為合理。

　　與此同時，改變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模式，讓民間資本成為投資主體也是一大關鍵。

　　陳金龍表示，投資主要有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兩個方面。地方政府下一階段關鍵是要搞好融資方式創新，如果再由政府投資主導，那就會對民間資本產生擠出效應。

　　“從2009年到現在，有相當多的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存在過度超前的現象，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是可以的，但過度超前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陳金龍說，要避免基建的浪費就要擴大民間投資的渠道，讓那些可以盈利的項目向民間資本放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李長安(微博)也認為，當前，我國需要抑制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但對民營企業的投資則應大力鼓勵，這也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之一。

　　在開放民資方面，廣東、四川等不少地方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面向民資的重大項目。

　　例如，今年9月16日，廣東省重大項目面向民間投資招標推介會在廣州舉行，涵蓋交通運輸、城市建設、節能環保等諸多領域，總投資達2515億元的83個重大項目面向民間資本開放。今年10月四川推出總投資4.26萬億元共2336個項目，也“非常歡迎和鼓勵民間資本進入”。

　　不過，在廣州民間投資協會會長吳柏看來，這些項目未必能吸引民資的興趣。吳柏此前多次對本報記者分析說，像城際軌道項目投資額動不動就幾百億，而且很難掙到錢，民資不會感興趣。相反政府應該把能掙錢的項目例如金融、能源等領域對民資真正開放。